《谁先爱上他的》是一部复杂的电影,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人的复杂的生活,叙述起来让人几乎无从下手。因为中国人要活成别人的样子,活成这个文化希望他活成的样子(也可以说是文化大一统),所以我们很难判断一个人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,所以真相总在真假之间游移,不易捕捉。但有一个关键句是可以抓住的,那就是电影描述了一个伦理道德上非常正面的同性恋形象,像美国同性恋电影《欲盖弄潮》塑造出来的主人公。
但是这其实不是中国大陆的电影,它是台湾电影。电影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提名奖,同时又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剧情长片奖。
阿杰是一个同性恋,舞台剧的导演兼演员,有点像这部电影的导演徐誉庭本人。阿杰的同性恋爱人宋正远因为想走入婚姻,过上所谓正常人的生活(又是想活成别人,活成这个文化希望他活成的样子),和刘三莲走入婚姻,并育有一子宋呈希。后来宋正远因为病重,便悄悄远离家庭,受到同性爱人阿杰的照顾。宋正远死后将他的财产受益人阿杰写入了遗嘱。电影的剧情,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其实电影首先宣告了“活成别人的样子”的这种大一统文化的破产。台湾其实最有资格作为这种文化破产的代言人。不管是刘三莲,还是宋正远,他们的挣扎和歇斯底里,都在从文化的模糊中,寻求个人的真相。刘三莲说:“我只有一个小问题,都是假的吗?”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,她像所有的中国的妈妈一样,尽管不去思考,但是永远都知道生活最正确的样子是什么。为了生活出最正确的样子,她什么都可以改,什么都可以忍。于是她打着最正确的幌子,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,受尽百般的委屈和侮辱,丝毫都不肯低头。可见,这个文化有多么强势!
其次,电影借鉴了西方同性恋电影的伦理错位中的性张力。当然首先在伦理道德上为同性恋者正名,阿杰并不是一个抢别人老公的小三,他是一个失去了爱人的人,而后个人又勇敢地承担了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他努力活成自己,又努力做到尽量不去伤害自己最亲的人。他在走钢丝,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同性恋伦理的平衡。这种小心翼翼,想必在诸多同性恋者身上,都鲜活而暧昧。电影的性张力其实并不在阿杰和宋正远身上。他们之间的爱情像是琼瑶戏,无谓地煽情(他们的爱情关系也是通过闪回镜头进行的插叙)。性张力发生在阿杰和宋正远的儿子宋呈希身上。这很像《养子1,5岁》。宋呈希莫名其妙地跟定了阿杰,这个父亲不像父亲、兄长不像兄长的大男孩。宋呈希在寻求他生命中的男性引领者,焦虑于强大母亲的保护会剥夺了他男性气质的建立。他不允许母亲拿走他和死去的父亲之间的那些纽带(父亲送给他的礼物),其实这也正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。宋呈希偏执地想要跟阿杰在一起的原因,也就是想在阿杰身上,更能够找到与父亲之间的精神联结。这是电影最不中国的地方,青春期男孩在努力切断与母亲之间的依恋,试图寻找父亲的影响。宋呈希在阿杰的陪伴中,找到了他想要的男性气质。他在教室帮阿杰的首演卖票,蛮横而准确地告诉同班同学,你不是要买一张,而是两张。电影镜头扫过宋呈希的身体时,是带有青春期男孩的性焦虑的,而阿杰的整个男性气质,在宋呈希的主观镜头的审视下,也是一种性注视。阿杰最具有光辉的一刹那,都是在宋呈希面前表达出来的。
最后,阿杰这个同性恋者也借助了多层次的完整伦理,来展示同性恋者的道德魅力。中国的同性恋,只要道德正确了,一切都可以心安理得。在宋正远和宋呈希这对父子身上,既实现了一个贤妻的功能,又满足了一个父亲的角色。又有刘三莲这个略带喜感的母亲,在中间搅和着,让阿杰这个大男孩的性魅力,无形中又增加了。阿杰为了赶刘三莲出自己的房间,故意脱掉衣服,装作骚扰她的样子。而刘三莲为了儿子跟阿杰住得舒服,专门跑过来收拾房间,仿佛一个女人在把自己的儿子或老公收拾利索一样的带有性诱惑。同性恋者的男性气质的塑造,是离不开女性的,虽是熟套,却很难在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电影中看到。
这是一部同性恋伦理喜剧。它表达出来的同性恋性伦理上的亮色,跟大陆的同性恋电影十分不同。拿娄烨的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举例。在这部电影中,同性恋者成为主流伦理道德的受害者,整个故事和逻辑压抑而沉重,即使最后两个人关起门来过日子,都很难叫人喘得过来气。跟娄烨的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中的弱势女性最终导向了暴力复仇不同的是,台湾电影《谁先爱上他的》里面,气势汹汹的母亲角色刘三莲,最终将疑问指向了西方化的议题:“真相”。这是台湾西方化和民主化的结果。而个人主义的东西,势必会在真相中去寻求。最后的同情和谅解达成了,这种同情与谅解依托于个人主义的强大,尽管那出烂到不能再烂的、莫名其妙并且不知所云的舞台剧,勾勒出了情怀党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情绪。这也反衬了主流社会的压抑,和少数群体的焦虑,即使是在台湾。阿杰拼了命地在公交车上大吼着“巴厘岛”,仿佛是契诃夫笔下的《三姊妹》口中的、再也回不去的莫斯科。